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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故事
吧台前的一场对话
和大多数意义深远的事情一样,它始于偶然,也始于一顿饭。
2011年秋天,两位旅人在东京新桥一条后巷里一家只有六个座位的烤鸡肉串店吧台前比肩而坐。一位是来自微软的美国工程师,正在东京出差,对一切炭火烤制的食物毫无抵抗力。另一位是来东京参加学术会议的年轻生物工程师,当时正在清华大学做博士后的收尾工作。两人都不太会说对方的语言,大多数时候只能指着烤架点头示意。
在接下来的四个小时里,他们发现彼此怀有同一个、略显不合常理的信念:一个人所能吃到的最好的肉,几乎可以肯定,是任何在世之人都从未尝过的肉。随之而来的对话——一半关于美食,一半关于基因组学——最终落在一个两人谁也放不下的问题上。
如果我们能够培育出有史以来最顶级的肉,会怎样?
那颗牙齿
这场对话本可能只停留在对话,只是我们之中恰好有人有一个相关的习惯。
早在东京之前,罗布·威廉姆斯(Rob Williams)就一直在收藏恐龙牙齿化石——这是一个他从未向任何人完整解释过的古怪爱好。多年来,这个爱好把他带到了大多数真品标本的真正来源地:摩洛哥东南部的撒哈拉化石交易市场,位于里萨尼和厄尔富德的集市,紧邻凯姆凯姆地层(Kem Kem beds)——地球上最丰富的白垩纪沉积层之一。他收藏中的一颗牙齿,是多年前在里萨尼的周日集市上从一位名叫布拉欣(Brahim)的商人手中买下的;和这类牙齿通常的情况一样,卖给他时说是鲨齿龙的牙齿。
东京之后,他始终放不下那个问题。半是心血来潮,半是自我挑战,他把那颗牙齿装进一个带衬垫的信封,寄到了陈磊博士的实验室,问题大致只有一个:里面还剩下什么吗?
按理说,不应该还剩下什么。在九千多万年的时间里,DNA早已降解殆尽,而且不止一次——这种分子根本无法在如此漫长的时间中留存,任何声称自己拥有恐龙DNA的人,都是在推销什么。陈博士团队发现的,是蛋白质:封存在矿物中的微量肽段,其年代之久远,远超任何本应留存下来的东西。那不是基因组,但它是信息——证明远古留下的自身痕迹,比任何人设想的都要多。
就在那一刻,烤鸡肉串店吧台前的一个奇想,变成了一项研究计划。那颗牙齿告诉我们,这件事是可能的。至于究竟要把哪个物种带回餐桌,那是我们多年之后才做出的决定。
十五年,静默前行
2011年,我们没有对外宣布。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也没有。
坦白说,在那些年里的大部分时间,我们并没有什么值得宣布的东西。从最初那些肽段出发向外推进——通过与现存近亲的计算推断重建出可用的基因组,获得具有活力的细胞系,让这些细胞在生物反应器中增殖,再引导它们成为厨师认得出的一块肉——其中每一步都是需要多年攻关的难题,而且必须依次解决,任何一步才有意义。
于是我们埋头工作。陈博士在深圳组建并领导了一支研究团队,身处全球基因组学与生物工艺生态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商业团队则在南旧金山逐步成形。我们私下募集资金,审慎招聘,不发表任何成果;那些没能赶上的截止日期,也和其他一切一样,留在了内部。
保密运营并不是一项营销决策。它源于这项工作确实艰难,也源于我们更愿意凭一道完成的菜肴、而非一篇新闻稿接受评判。
我们在等待什么
我们给自己定下了一条简单而严苛的标准:在能够端出一道让挑剔的食客愿意再次选择的菜肴之前——不是出于新奇,而是出于偏爱——我们不会公开亮相。
达到这条标准,意味着要尽早接受各种限制。我们无法培育活的动物,也从未尝试过;我们培育的是肌肉,而不是生物体。我们无法培育骨骼,因此我们的带骨部位在猪骨支架上熟成。我们将最敏感的基因组工作限定在明确允许此类工作的司法管辖区内进行,并始终使其处于治理之下、有据可查。这些限制并不是故事的阻碍,它们就是故事本身——一个想法与一家公司之间的区别。
2026
我们现在亮相,是因为食物已经准备就绪。
我们的旗舰系列是恐爪龙——一种精瘦、浓烈、鲜味醇厚的肉,专为那些认真对待“肉食者”这个词的人打造。与此同时,我们宣布推出腕龙——一种更温和、更清甜的植食者风味,也是第一种重返餐桌的植食性动物。两者都始于十五年前,同一个炭火吧台前,同一场不可思议的对话。
我们以所借鉴的那个时代为公司命名,也以此立下一个我们决心兑现的承诺:
远古之味,明日可享